廖芷彤 對 崔思遠

DCPI 2789/2021 [2026] HKDC 113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傷亡訴訟2021年第2789號 ------------------------------- 原告人 廖芷彤 LIU TSZ TUNG TRACY 及 被告人 崔思遠 CHUI SZE YUEN ------------------------------- 主審法官：區域法院暫委法官高東利法庭審訊 審訊日期：2025年11月18及19日 判案書日期：2026年2月13日 ----------------------- 判案書 ----------------------- 本案爲一宗人身傷亡案件的審訊。於2018年10月2日約下午1時40分，原告人指稱在銅鑼灣一所餐廳內被被告人襲擊（「該意外」）。不爭的是案發時，原告人和被告人均爲餐廳的員工，被告人是原告人的上司，正在餐廳內當值。 原告人的案情 原告人沒有律師代表。原告人作供指，事發當日大約下午12時30分左右，原告人與另一位同事趙偉謀（「趙先生」）就工作問題口角。及後被告人介入，要求原告人先到餐廳廚房外的後巷冷靜下來，但原告人拒絕，繼續留在廚房工作。被告人隨後突然將桌上的蔬菜從後扔向被告人，繼而將一盒燒肉扔向原告人的背部。因此，原告人就將桌上的物品扔向被告人。原告人指被告人之後將桌上的餐具、砂煲等扔向原告人。原告人因而頭部及上身受傷，其後報警並由救護車送往醫院治療。 被告人的案情 被告人沒有律師代表。被告人的證供表示，事發當日原告人與趙先生以粗言穢語互相指罵後她去調停兩人，但調停不果。因此，她就到餐廳後的後巷打電話給她的上司。被告人的上司於是吩咐被告人叫原告人先到後巷冷靜。當原告人拒絕後，原告人繼而用粗言穢語辱罵被告人。於是被告人就拿起桌上的蔬菜扔向原告人，原告人繼而拿起桌上的瓦煲扔向被告人，及後兩人就以桌上的東西扔向對方。當原告人頭部流血後，被告人因感到不知所措，於是後退。原告人則高舉一個鐵湯勺打算撲向被告人，但被另一名同事阻止。 被告人亦傳召了趙先生爲其作供。趙先生的供詞表示事發當日被告人要求原告人到後巷冷靜後，原告人拒絕並以粗言穢語責罵被告人。爭執中，被告人將桌上東西推跌後，兩人就互相將桌上東西扔向對方。因事態嚴重，趙先生就到餐廳樓面請同事協助調停。回到廚房後，就看到原告人高舉一個湯勺要撲向被告人，於是另一名同事就制止原告人。當時原告人臉部流血，而被告人則沒有流血，但臉部有腫脹。 《證據條例》第62條的應用 事發後，原告人和被告人都分別就案發當天餐廳內所發生的事情被刑事檢控。 被告人於2019年4月11日於東區裁判法院被判「襲擊致造成原告人實際身體傷害」罪（「該罪行」）罪名成立。原告人則在2019年7月24日於東區裁判法院經審訊後被裁定「襲擊致造成原告人實際身體傷害」罪罪名成立，及後高等法院原訟法庭亦於2020年6月15日駁回原告人的定罪上訴。 《證據條例》（香港法例第8章）第62條中訂明被告人的刑事定罪記錄可以作爲民事訴訟中的證據，以證明被告人曾該罪行： “62. 定罪作為民事法律程序中的證據 在任何民事法律程序中，任何人曾在香港就任何罪行被任何法庭定罪或在任何法庭席前被定罪的事實，在不抵觸第(3)款的條文下，以及在證明該人曾犯該罪行是與該法律程序中的任何爭論點有關聯的情況下，可接納為證據，以證明該人曾犯該罪行，而不論該人是於認罪後或以其他方式被定罪，亦不論該人是否該民事法律程序的一方；但除存續的定罪外，其他定罪均不得憑藉本條可接納為證據。 在任何民事法律程序中，如憑藉本條而證明任何人曾在香港就任何罪行被任何法庭定罪或在任何法庭席前被定罪，則— (a) 除非相反證明成立，否則該人須視作已犯該罪行；及 (b) 在不影響為對該定罪所據的事實作識別而進行收取任何其他可接納的證據下，可接納為該定罪的證據的任何文件的內容，以及將所涉及的人定罪所據的告發、申訴、公訴書或控告書的內容，均可為上述目的而可接納為證據。” 按照《證據條例》第62條(1)條的規定，被告人在ESCC 749/2019案定罪的事實，在本案中可接納為證據，以證明被告人曾犯該罪行。而按照《證據條例》第62(2)條之規定，在本案中，除非相反證明成立，否則被告人須視作已犯該罪行。 被告人在作供時，均採納她在其抗辯書的說法，表示雙方都需要各自承擔後果，而她應該對原告人的傷勢負責。被告人所爭議的，是原告人所提出的損害賠償金額。 就事發經過的裁斷 原告人將案發時餐廳的廚房的閉路電視呈堂。本席經細心觀察當時廚房內的閉路電視片段，亦考慮到證人的供詞，就案發時發生的事情作以下裁斷： 原告人先在廚房與趙先生口角。 被告人介入原告人與趙先生的口角，並叫原告人先離開廚房，但原告人並沒有離開。 原告人與被告人繼而口角。期間被告人先動手，將廚房金屬桌上的兩盤食材（蔬菜和燒肉）擲向原告人。 隨後，原告人拿起廚房金屬桌的一塊木板擲向被告人。 原告人和被告人的武力在此時刻升級，互相將廚房器具擲向對方。 期間有其他員工嘗試將阻止原告人和被告人互相投擲廚房器具。但被告人期間將瓦煲擲向原告人，令她眼角附近流血。 之後，一名員工抱着原告人將原告人和被告人分隔開，然後其他同事亦前來協助。 共分疏忽 從本席上文的事實裁定中，本席已經裁定在該意外中，原告人及被告人雙方均有參與襲擊對方的過程。雖然被告人是先動手的一方，但雙方將武力升級並使用硬物互相攻擊則是由原告人將桌上的木板扔向被告人開始。 因此，雖然被告人在審訊中並沒有提出原告人應該分擔共分疏忽責任的問題，爲求完整，本席亦將對原告人是否有共分疏忽作裁定。 在Co-Operative Group (CWS) Ltd v Pritchard [2012] QB 320一案（「Pritchard 案」）中，英國上訴法院在第28至63段中考慮了英國的The Law Reform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Act 1945（「英國1945年條例」）中「fault」（「過失」） 一字的意思，並裁定1945年前的英國案例並不支持共分疏忽用於減少由襲擊引起的損害賠償。而即使1945年後有案例支持共分疏忽可以用於減少由襲擊引起的損害賠償，該些案例亦不能與英國上議院Reeves v Comr of Police of the Metropolis [2000] 1 AC 360 及Standard Chartered Bank v Pakistan National Shipping Corp (No 2) [2003] 1 AC 959中「過失」此概念的分析磨合。因此，英國上訴法院在Pritchard案中裁定共分疏忽不是蓄意侵權的辯護理由。 最近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梁俊文在 Chan Hui May Kiu 對 Ching Wing Fat及另一人 [2025] HKCFI 6428，第113至116段中亦同意Pritchard案所訂立的原則。 不論如何，在劉澤和 訴 劉玉來及另一人（未經彙編，HCA 1906/2001，2002年6月21日）一案中，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張舉能（當時官階）在第22段亦裁定在襲擊等蓄意侵權的案件中，要成功引用共分疏忽為部份免責辯護，一個原告人之行為相對於一個被告人之侵權行為，必須是足夠地嚴重至可算為他本人之「過失」和對他所受傷之一個有效導因。就本案的案情而言，雖然原告人先與被告人展開爭執，即使原告人或者有使用粗言穢語辱罵被告人，但這些行爲並不能令被告人一開始的襲擊行爲變得合理。同理地，即使原告人是導致武力升級的一方，亦不能正當化被告人的襲擊行爲。 責任議題的總結 因此，本席裁定被告人需要爲本案中原告人的傷勢負上責任。以下本席將就原告人的傷勢及賠償金額作分析及裁定。 原告人的傷勢 該意外發生當天，原告人被送往律敦治醫院急症室。及後2019年1月26日由律敦治醫院發出的醫療報告中記錄了原告人於該意外當天的傷勢：- 左額有直徑3厘米的血腫； 左眼皮有3厘米的撕裂； 左手肘有3厘米的磨損； 左肩膊有疼痛； 頭骨及左肩膊沒有骨折；及 電腦掃描結果沒有異常 原告人作供稱，該意外導致她至今仍然持續頭痛，頭暈、視力模糊、情緒不穩定、睡眠質素嚴重變差，亦引致她患上腦震盪後症候群、輕度認知障礙及抑鬱症（「該些病情」）。 事發後，在原告人向其僱主申索的僱員補償案件（案件編號：DCEC 1882/2020）中，法庭索取了兩份醫療報告:- 黃以謙醫生（DCEC 1882/2020 原告人延聘的精神科專家）（「黃醫生」）及洪秉基醫生（DCEC 1882/2020 被告人延聘的精神科專家）（「洪醫生」）的聯合精神科專家報告，日期為2023年2月28日（「精神科專家報告」）；及 余毓靈醫生（DCEC 1882/2020 原告人的神經科專家）（「余醫生」）胡健維醫生（DCEC 1882/2020 被告人延聘的神經科專家）（「胡醫生」）的聯合神經科醫學專家報告，日期為2023年3月13日（「神經科專家報告」）。 與專家報告相關的法律原則 就專家報告而言，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包華禮法官在Zahid Anwar v Graceful Sound Ltd and others HCPI 410/2008 & HCPI 370/2009 (2012年8月31日, 未經彙編) 第25段有以下觀察: - “…Experts are instructed to assist the court by offering their expert opinion on areas which are within their specialist experience and which are not matters of common knowledge. That expert opinion has to be based on the objective evidence available to and ascertainable by them. The paramount duty of the expert is to the court, not to his client who has engaged him and by whom he is to be paid. There is no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him and his client. He is not a mouthpiece for his client but must conduct a forensic examination and critically weigh the objective facts before offering his opinion to the court…” 在人身傷亡訴訟中，醫學專家在考慮原告人提出的病況時，亦應該考慮病人提出的症狀是否有客觀醫學證據支持。如果沒有，亦應提出可能的原因。最終病人有否誇大病情，則屬法庭的考慮範圍： Bokhim Dil Kumar v Dragages Hong Kong Ltd [2020] HKCFI 3136 第30段。本席考慮兩份專家報告時，亦考慮了以上案例提及的原則。 精神科專家報告 原告人提出的其中一項主要病情爲記憶衰退。在精神科專家報告中，黃醫生及洪醫生均有在其專家報告中着墨原告人在記憶測試中的表現。在記憶測試中，兩名專家都有指出原告人的多次忘記在記憶測試中忘記她被要求記住的事情，但她卻能仔細地回想該意外發生的過程和細節。 黃醫生對於原告人記憶測試的表現，提出了兩個可能的原因，即原告人可能在誇大其記憶問題，或者原告人的表現反映其專注力弱的問題，而專注力弱是腦震盪後症候及嚴重抑鬱症的其中一個症狀。另外黃醫生亦提出在斷定原告人指稱的病情是否可靠時，亦不能忽視治療她的精神科醫生的意見，因爲她的精神科醫生由2020年就開始多次治療她。原告人多次反映其症狀，她的精神科醫生亦會檢視她的說法的可信性。 洪醫生就同樣議題則認爲原告人在記憶測試中的表現十分不尋常，而且有誇大的成分。在記憶測試中，原告人被要求記住三個字詞，然後立即將它們重複。洪醫生提出了一些例子，指原告人被要求記住三個詞語後，原告人會直接將該些詞語替換成同類型的東西，例子有當原告人被要求記住「蘋果」時，她會記成「梨」；當原告人被要求記住「報紙」時，她會記成「雜誌」。洪醫生認爲如果原告人真的有認知障礙，她會直接表示不記得，而不是將測試的字詞替換成同類型的字詞。 考慮了黃醫生及洪醫生在精神科專家報告的意見後，本席有以下兩點觀察：- 醫學專家並不是原告人的主診醫生。原告人的精神科醫生提出的意見理應協助法庭處理原告人的病情是否有客觀證據支持。相反地，黃醫生的意見雖然分析了原告人專注力弱以及腦震盪後症候及嚴重抑鬱症的相關性，但黃醫生對原告人病情的分析似乎依賴了原告人先前的精神科醫生所作出的診斷，而偏離了其分析客觀證據的要旨。 另一邊廂，洪醫生就原告人在記憶測試的表現提出其意見後，黃醫生在閱讀洪醫生的意見後，在精神科專家報告中亦提出了其進一步的意見（精神科專家報告中的「Dr Wong’s Further Opinion」）。黃醫生一方面維持了他對原告人提出的症狀的可靠性，亦提出了洪醫生的意見的回應。但黃醫生的進一步意見並未有處理洪醫生就記憶測試結果所提出的質疑。 本席在考慮精神科專家報告後，認爲黃醫生的意見並沒有解釋原告人爲何在記憶測試中不能記得實際字詞，但能記得實際字詞的類別。本席認爲記憶測試的結果是衡量原告人病情的重要一環，但黃醫生顯然沒有分析結果的箇中原因。因此，本席未能接納黃醫生的意見，而會接納洪醫生的意見。 神經科專家報告 在神經科專家報告中，兩名專家不爭議的是原告人在該意外後並沒有失去知覺，亦沒有創傷性失憶。 胡醫生的意見中，認爲原告人在神經科的評估中出現許多不尋常的病情，並有以下的觀察: - “She demonstrated a mild to moderate degree of global cognitive dysfunction on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Such a magnitude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is observed only after a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 in which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use parenchymal brain damages. While headache, dizziness and subjective memory loss may occur after a superficial scalp injury, such symptoms should resolve within a few weeks. There is no neuropathological mechanism to account for the persistence of these symptoms beyond 1 month, let alone 4 years, after the accident. … The above discrepancies and inconsistencies defied neurophysiological principles and they raised strong suspicion that her deficits were feigned for the purpose of the examination. They cast serious doubt on the genuineness and integrity of her complaints. There is no residual disability of the whole person as a result of her superficial scalp injury.” 余醫生在其意見中則認爲，在大部分腦震盪後症候群的評估中，都未必能發現即腦震盪後症候群的症狀 。但亦不能代表原告人沒有患上腦震盪後症候群，因爲這些症狀。但同時余醫生亦接受評估時，原告人對該些病情有誇大的描述：-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some of her symptoms and signs were not corroborated by objective evidence. There is a disparity between her ability to give an account of her disabilities and her performance on formal testing. While she related a detailed account of her history, her performance dropped substantially during formal tests for higher mental functions. Her MMSE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score was low as 21/30, which is in the dementia range. Since mild head injury begets mild neurological deficits, these poor results are out of proportion to her mild head injury. She gave the impression of somewhat exaggerating her cognitive impairment. The weakness in her upper and lower limbs which she demonstrated on examination was a result of less than full exertion. The give-way weakness and the equal involvement of the agonist and the antagonist muscles at each joint are classical signs of under-performance. Moreover, there was no corroborative evidence since the muscle bulk and tone, as well as the tendon reflexes, were normal. However, she did not complain of limb weakness of this degree as a symptom. This would suggest that she probably did not intend to cheat and that her non-neurological weakness was more likely to be due to a combined effect of depressive mood and a subconscious attempt to impress the assessors of her perceived disability.” 但余醫生亦有解釋，這並不代表原告人描述的病情均爲不真實，或者她意外後沒有任何神經科或精神科的影響：- “Although there was some exaggeration of her disabilities during the assessment, it does not mean that all her symptoms are not genuine or that she does not have any neurological or psychiatric impairment consequent upon the head injury. Mild deficits such as the post-concussional syndrome are recognized sequels of a mild head injury Thede aspects have been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the assessment of impairment and work capacity. She has also developed depressive and psychotic disorders and symptom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ince the accident, which have been assessed by psychiatric experts.” 本席謹記在沒有客觀證據，證明原告人有連續性的受傷下，當原告人聲稱長期因傷，直至正常復原時期以外，仍然受到病情影響時，法庭必須格外小心：莫錦平 對 葉家啟及另一人 （HCPI 546/2014，2016年10月5日，未經彙編），第58段。 在相對可能性的考量下，本席認爲原告人指稱的病情，與客觀證據不符。余醫生自己亦接受原告人對病情有誇大的形容，雖然余醫生提出原告人誇大，不一定代表她的病情爲虛構。但考慮到胡醫生的意見，指頭痛、記憶衰退等症狀在該意外數星期內就應該已經減退。在本案的證據下，尤其余醫生亦沒有提出任何醫學原因解釋爲何原告人的病情會延續四年之久。本席認爲原告人在本案對病情的形容亦是誇大的。因此本席接納胡醫生的意見，而不接受余醫生的意見。 損害賠償金額 痛楚、受苦及喪失生活樂趣 原告人於此項目索償港幣48萬元。該意外發生時，原告人爲46歲，現爲53歲。原告人和被告人均沒有就索償金額提出任何案例。 因爲本席接納胡醫生和洪醫生意見而不接納余醫生和黃醫生的意見，所以本席裁定原告人沒有患上腦震盪後症候群。但原告人的確被被告人打至頭破血流，而洪醫生的意見亦認爲原告人應該得到從2020年5月22日至2023年10月23日，爲期五個月的病假。 本席考慮原告人應得的痛楚、受苦及喪失生活樂趣的損害賠償時，參考了以下案件：- 在Zarir Khalid v Gurung Durga Bahadur and Another （DCPI 2652/2011，2014年4月8日，未經彙編）一案中，原告人被第一被告人以玻璃瓶襲擊，及被第二被告人的員工拳打腳踢接近半小時，導致身上有多處創傷。原告人所獲得的痛楚、受苦及喪失生活樂趣的損害賠償爲港幣25萬元； 在Lau Choi Chung v Xie Renlan, the Administratrix of the estate of Chan Wai Kin, Deceased and Another （DCPI 468/2004，2007年1月29日，未經彙編）一案中，原告人在一則交通意外後患上腦震盪後症候群。原告人所獲得的痛楚、受苦及喪失生活樂趣的損害賠償爲港幣12萬元； 在尹轉興 對 鄭小紅（DCPI 1896/2015，2017年4月17日，未經彙編）一案中，原告人被被告人以保溫瓶連續襲擊頭部幾下。原告人的右眼角有一處三厘米的裂傷，頭部X光檢查後沒發現骨折，她的傷口共縫了三針。原告人所獲得的痛楚、受苦及喪失生活樂趣的損害賠償爲港幣8萬元。 因爲本席不接納黃醫生與余醫生的意見，因此本席裁定原告沒有患上腦震盪後症候群，所以原告人應該獲得的痛楚、受苦及喪失生活樂趣的損害賠償應比Lau Choi Chung 案爲低。 本席亦考慮了原告人所遭受的襲擊的嚴重性。該意外中原告人所遭受的襲擊時長比Zarir Khalid 案明顯爲短，但被告人以瓦煲等廚具擲向原告人，亦令原告人於該意外後血流滿面，明顯比尹轉興 案嚴重。 考慮了該意外整體的嚴重性、本席上文就原告人病情的裁定及通脹後，本席認為，痛楚、受苦及喪失生活樂趣下合適的賠償金額為港幣10萬元。 審訊前的收入損失 原告人於此項目索償港幣1,201,200元，包括爲期五年的收入損失以及強積金。原告人於該意外前本席上文已經接納洪醫生和胡醫生的意見。洪醫生的意見認爲原告人的病假應爲五個月。胡醫生的意見認爲原告人的病假應不超過一個月。因此，本席裁定原告人的病假賠償應爲五個月。 因此原告人病假賠償應爲審訊前的收入損失爲港幣18,000乘以5乘以105% = 港幣94,500。 喪失工作能力的損害賠償 原告人於此項目索償港幣185,640元。由於本席接納胡醫生的意見，因此本席裁定原告人康復後仍然可以繼續廚師的工作，沒有任何工作能力喪失。原告人不應就此獲得任何賠償。 特別損害賠償 原告人在此項目申索港幣313,920元。當中醫療費用爲港幣12,000元。從原告人所呈交的醫療單據中，醫療費用的總和爲港幣7,720。雖然原告人表示有到診中醫，但原告人沒有將單據呈堂，因此本席不接納有關中醫的申索。 原告人就交通費用申索港幣1,920元。雖然原告人沒有呈上單據，但本席認爲該些費用是合理的。 原告人亦就「身體上及精神撫慰金」申索港幣30萬元。原告人沒有提出任何證據或法律原則支持這項申索。本席不接納「身體上及精神撫慰金」的申索。 因此，原告人可得的特別損害賠償共港幣9,640元。 因此，原告人總共可得的損害賠償爲：- 痛楚、受苦及喪失生活樂趣 100,000 審訊前的收入損失 94,500 喪失工作能力 0 特別損害賠償 9,640 合共（港幣） 204,140 原告人在審訊開初，向法庭確認已於僱員補償案件（DCEC 1882/2020）中合共收取了港幣694,182.14元的僱員補償。由於僱員補償的金額已經超過原告人於本案中可得的損害賠償，被告人不用在本案中向原告人支付任何賠償。 總結 綜上所述，本席裁定被告人不用在本案中向原告人支付任何賠償。就訟費而言，雖然原告人的申索並未獲得任何賠償，而且被告人在本案中實際上並不爭議其責任，只爭議賠償金額，但被告人從一開始就存檔抗辯書，令本案所花費的程序延長了。顧及本案所有情況後，本席不作訟費命令。 （ 高東利 ） 區域法院暫委法官 原告人：沒有律師代表，並親自應訊 被告人：沒有律師代表，並親自應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