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珠芬
Because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 verifie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appellant's PRC resident identity card (D2) and birth certificate (D1), the prosecution could not sustain the case that the appellant knowingly made false statements; prosecution withdrew opposition to the appeal and the convictions and sentence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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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ation
-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陳珠芬
- Parties
- Appellant: 陳珠芬; Respondent: 香港特別行政區
- Court
-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 Jurisdiction
- Hong Kong
- Judgment Date
- 29 November 2017
- Case Number
- HCMA34/2017
- Procedural Posture
- Criminal Conviction Appeal / Determination on Appeal
- Outcome
- Appeal allowed; convictions and sentence quashed
- Legal Topics
- False Statement, Identity Documents, Fresh Evidence, Appellate Review, Sentencing, Costs
- Source Language
-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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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ssues, holding and 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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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es
陳珠芬
Appellant
香港特別行政區
Respondent
Procedural Posture
Criminal Conviction Appeal / Determination on Appeal
Legal Issues
- 1 Whether the appellant knowingly made false statements as to her birth date
- 2 Whether the newly tendered mainland resident identity card (D2) and birth certificate (D1) are admissible fresh evidence
- 3 Whether the convictions and sentence are safe in light of the new verification of documents
Ratio Decidendi
Because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 verifie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appellant's PRC resident identity card (D2) and birth certificate (D1), the prosecution could not sustain the case that the appellant knowingly made false statements; prosecution withdrew opposition to the appeal and the convictions and sentences were therefore unsafe and were quashed. The court also held the PRC resident identity card was admissible as fresh evidence under the relevant tests.
Court Disposition
Appeal allowed; convictions and sentence quashed
Orders
- Appeal against conviction allowed and convictions and sentence quashed
- Appellant granted costs for this appeal hearing but not for the original trial; disputed costs to be taxed by the Registrar/assessment officer
Full Case Text
Judgment text and source record
1 paragraphs
HCMA 34/2017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上訴 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7年第34號 (原沙田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16年第2106號) 答辯人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上訴人 陳珠芬 主審法官 :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陳廣池 聆訊日期 : 2017年6月14日及10月19日 判案書日期 : 2017年11月29日 判案書 背景 上訴人否認6項涉及入境條例及1項涉及刑事罪行條例的控罪,除了第2及4項控罪外,其餘控罪指控上訴人虛假地聲稱自己的出生日期是1976年10月5日。案件經裁判官黃士翔席前審理後,上訴人被判罪名成立,判入獄21個月。控方說上訴人的出生日期是1976年10月15日。本席在第一次上訴聆訊後要求控方把上訴人的身份證明文件交付內地有關當局檢證。在幾經催促後,內地公安廳出入境管理局終在2017年10月10日回覆查詢。這使案件有峯迴路轉的發展。本席要求雙方在10月19日作出補充陳詞並批准上訴人保釋外出。上訴人在原審時由李大律師代表,而在本上訴聆訊則是由梁大律師代表。 控方案情 第1及第2項控罪 2006年7月5日,上訴人到達羅湖管制站,以一本中國往來港澳通行證 (編號:W1290XXXX) 入境,當中列出上訴人的出生日期為1976年10月5日。上訴人獲准以訪客身份入境。 第3及第4項控罪 2009年12月25日,上訴人到達羅湖管制站,遞交一本中國往來港澳通行證 (編號:Q0037XXXX) 入境,當中上訴人的出生日期為1976年10月5日。上訴人獲准以居民身份來港。 第5項控罪 2009年12月29日,上訴人在香港人事登記處遞交一份香港特別行政區簽證身份書的申請書,當中有上訴人的相片、簽署及上訴人的出生日期為1976年10月5日。後來上訴人獲發一本編號為D0013XXXX的簽證身份書。2009年12月,上訴人獲發一張香港居民身份證,編號為R812XXX(X) ,出生日期為1976年10月5日。 第6項控罪 2011年12月7日,姓吳的男子向婚姻登記處遞交一份擬結婚通知書,當中上訴人的出生日期為1976年10月5日,上訴人在這通知書簽名。2012年2月3日,上訴人和那姓吳男子正式註冊結婚。 第7項控罪 2015年11月6日,上訴人抵達羅湖管制站,使用前述那張編號R812XXX(X) 的香港居民身份證入境,上訴人的出生日期為1976年10月5日。 辯方案情 上訴人在特別事項和一般事項都出庭作供。裁判官裁定上訴人的會面紀錄是上訴人自願地進行,而有關的記錄呈堂為證物P14。上訴人亦呈上上訴人的一頁兩面的出生證明文件為證物D1。上訴人指出她的「真正」出生日期為1976年10月5日,而不是1976年10月15日。因此控方所指的虛假出生日期並不能成立。 就定罪的上訴理據 上訴人批評裁判官錯誤裁定上訴人的出生日期為1976年10月15日。 沒有證據證明上訴人的出生日期不是1976年10月5日,因此控方不能證明第2及第4項控罪的有關證件是虛假。 控方不能證明上訴人是第6項控罪中擬結婚通知書的發出一方。 新增證據的申請 上訴人一方在上訴聆訊時提請把上訴人聲稱是由海豐縣公安局在2004年9月13日簽發,有效期限20年,寫上上訴人名字陳珠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 (編號:44152119761005XXXX) 列為新增證物。證件有聲稱是上訴人的照片,以及出生日期為1976年10月5日。該證件是用一般過膠文件形式製造。 上訴人亦在庭上提供一張「產科嬰兒出生證」,由「海豐縣附城衞生院」在1976年10月15日發出的「嬰兒出生證」,而出生日期是1976年10月5日。這是原審時證物D1。 上訴人亦呈上一份「上訴人的事件表」列出上訴人所涉案的其他旅遊證件和過往所犯的刑事案件。答辯人沒有反對這事件表呈堂。本席編號為文件MFI1。 就那新增的內地「居民身份證」,上訴人說有關證件在原審時沒有呈堂,因為上訴人誤以為證件是在2004年發出,對案件沒有作用。上訴人不能解釋為何沒有2004年之前的居民身份證。上訴人聲稱她不知道早前她使用的兩張往來港澳通行證 (證物P2和P3) 上的出生日期是1976年10月15日,但她仍然使用這些證件成功來港。上訴人在1999年2月和2001年11月因違反逗留條件而最後被判3個月監禁。上訴人在2002年1月被遣返。 上訴人在2002年被遣返後,上訴人使用「新」的往來港澳通行證來港。從那時起,上訴人的證明文件便用「1976年10月5日」作為上訴人的出生日期。 上訴人的代表大律師並沒有對原審時的大律師作出專業失當的指責,亦指沒有證據說原審的大律師「忽略」這居民身份證。上訴一方說這新增證據可「證明」上訴人的真實出生日期。 答辯人反對這新增證據。原審時上訴人有律師代表。在法庭查問下,答辯人並沒有向有關當局查核這「居民身份證」的真偽。事實上,雖然在紙質上和文件內容上有查究的餘地,控方似乎亦沒有查證那上訴人的「嬰兒出生證」(證物D1) 的真偽。 在考慮有關條例 及終審法院在Mohammad Mahabobur Rahman 訴 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指引,本席裁定上訴人的「居民身份證」可作為新增證據,編號為證物D2。 本席在聆訊後,於2017年6月16日致函控方要求內地有關當局查核上訴人所呈上的身份證 (證物D2) 和原審時的證物 (D1) 的真偽。政府化驗所不能就證物D2的真偽提出意見,而控方向內地的查證直至現在亦似乎沒有確切的回應,上訴人要求法庭不要等候內地當局的回應 。本席對事件查核的進展感到無奈。 上訴理據的討論 裁判法院的上訴案件是以重審方式進行。原審裁判官是專業法官,自知控方的舉證責任,亦能夠在耳聞目睹證人作供的情況下,公正持平地評審證人的可信性和可靠性,從而作出事實的裁斷。 在特別事項聆訊後,裁判官裁定有關證物的自願性而正式呈堂為證物P13至P15。 當入境事務處職員叫上訴人自我介紹時,上訴人說她叫陳珠芬,在1976年10月15日在廣東省汕尾巿海豐縣出生。上訴人重申兩份中國往來港澳通行證 (編號:354XXXX和452XXXX) 有上訴人的正確個人資料,包括正確及真正的出生日期為1976年10月15日。上訴人亦說4份往來港澳通行證上的出生日期 (即1976年10月5日) 不正確。上訴人「解釋」說她之前用正確出生日期來港,但在她被遣返內地後 (根據上訴人所呈交的事件表MFI1應是2002年1月2日) ,在辦理內地身份證明文件時,「佢地搞錯我嘅出生日期,我無為意,因此亦用左錯嘅出生日期,即05101976」 。 從2004年3月23日,上訴人說她: 「 …用錯嘅出生日期即05101976嘅證件來港。當時你地有同事問過我上面嘅出生日期是否正確,我亦有回答話係,因為我費是麻煩要重新辦理過證件,果次又可以過到關,所以我之後都明知個出生日期係錯嘅,我都繼續用」。 上訴人指出一份中國往來港澳通行證 (編號:Q0037XXXX) 上的出生日期 (10月5日) 是錯的。上訴人亦指出那份「香港居民身份證」上的1976年10月5日的出生日期是錯的,亦說: 「 雖然我當時都知,但因為我見之前用呢個錯嘅日期都無特別,所以咪將錯就錯,照填錯嘅出生日期為05101976」 。 上訴人接著指出那些香港特別行政區簽證身份書、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上1976年10月5日的出生日期都是錯的。 上訴人說自從2004年她的雙程證弄錯她的出生日期為1976年10月5日後,之後上訴人所申請的證件都是以錯的出生日期辦理。上訴人亦將錯就錯,填上錯的出生日期。上訴人並沒有試圖更改,因為: 「 …見用咗咁耐,都無人再問及過我嘅出生日期問題,我以為無咩大礙,咪繼續將錯就錯,繼續使用錯嘅出生日期05101976作我所有證件嘅出生日期,因為唔想麻煩再去更正。」 上訴人說她在1998年至2004年期間出入境香港都是用她真正的出生日期「15101976」 。上訴人亦就那份「寡佬證」說內稱的出生日期「05101976」也是錯的 。同樣地,上訴人和吳秀鋒的結婚文件上的出生日期也是錯的。上訴人說她就她細女兒的親生父親是前夫黃德輝 ,還是男友吳秀鋒也不清楚。 另一方面,就上訴人的「出生證」(證物D1)「單從表面上看」裁判官「不能接受這一份文件是一份真文書」、不是「真實的出生證」。 裁判官在一般事項上並不接受上訴人的證供。裁判官亦基於接受會面紀錄的內容而不接受上訴人的證供,因為上訴人在會面紀錄內多次承認1976年10月5日並不是她正確的出生日期。裁判官亦因為上訴人的會面紀錄接受上訴人的正確出生日期為1976年10月15日,而上訴人是知道的。 在本上訴聆訊,代表上訴人的梁大律師呈上依時序列出的「上訴人的事件表」 (本上訴聆訊編號為MFI1) ,亦提供了上訴人的出生證書 (證物D1) 的「正本」和上訴人的「身份證」(證物D2) 。原審時,上訴人並沒有提供她的身份證,聲稱她以為對審訊沒有用處,但似乎原審時代表上訴人的李大律師亦沒有提及。在本上訴聆訊代表上訴人的梁大律師說並沒有證據指原審大律師有所忽略。但在本席查問下,梁大律師亦不知道上訴人在她2004年所簽發的居民身份證 (證物D2) 之前有沒有其他類似的身份證。 原審時代表上訴人的李大律師同意有關那一張紙的「出生證」 (證物D1) 可說是傳聞證供: 「 就咁睇佢係一個hearsay,入面上寫嘅是否事實…」 李大律師亦說: 「 …係被告人嘅證供,佢直接話到畀我哋知呢一張紙係真嘅,以佢嘅認知,佢係76年10月5日係佢嘅出世生 日期。」 李大律師亦說兩個出生日期只差10天,認為「好難可以睇到被告有乜嘢動機要去明知地去咁做。」 在原審時,李大律師並沒有一言半句提出那居民身份證。如果上訴人可以拿出她在1976年簽發的「出生證明」,本席看不見有任何原因上訴人不提供那「過膠」的居民身份證。原審時,代表上訴人的李大律師在陳詞時說: 「 被告個交代就係話佢好大意,咁佢返到去,機緣巧合底下佢發現咗,佢即時去糾正,所以喺以後落嚟嘅日子上面呢,佢都全部用番一個真實嘅日期,無論係入境,以及係作出任何嘅申請,佢都用番真實嘅日期。」 李大律師提及那「出世紙」(證物D1) 說: 「 冇任何好正面嘅證供可以好清楚地指出呢一張出世紙係假嘅。」 李大律師對那居民身份證 (證物D2) 隻字不提,在本上訴聆訊,梁大律師說這因為上訴人那時認為那2004年的居民身份證因為是2004年簽發,所以「沒有用」。 問題是上訴人在審訊時可以提供她的「產科嬰兒出生證」,簽發日期是1976年10月15日,但卻認為那在2004年9月13日簽發,有效限期20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對審訊沒有用」。那居民身份證寫上出生日期為「1976年10月5日」,而本席相信上訴人理應是經常攜帶這有效期20年的身份證。 香港政府化驗所在審視這身份證後,由於沒有控制樣本 (control specimen) ,因此不能確認這身份證的真偽。 從代表上訴人的梁大律師所呈上的「上訴人的事件表」(MFI1) ,任何人都不難看到下列事項: 有關的轉捩點在2002年1月2日上訴人經法律程序被遣返回內地。在此之前上訴人都是用出生日期為1976年10月15日的文件來港。 在上訴人被遣返內地後,上訴人在2004年3月23日開始用她「新」的出生日期 (即1976年10月5日) 的文件來港。 上訴人從1999年2月開始有兩項定罪紀錄。定罪紀錄所列的出生日期是1976年10月15日 。本席相信那兩次聆訊過程,法庭都會被知會或有關上訴人的個人文件和求情理由的陳述都會提及上訴人的出生日期。 上訴人亦頻密地使用或轉用新證件: 中國往來港澳通行證 (編號:354XXXX) 證件日期:1998年11月4日 (證件A) ; 中國往來港澳通行證 (編號:452XXXX) 證件日期:2000年4月13日 (證件B) ; 上訴人在2002年1月2日被遣返後,在2004年3月開始「轉用」她的另一出生日期 (即1976年10月5日) 上訴人使用她的「新」往來港澳通行證 (編號:W0630XXXX) 。 簽發日期:2004年3月23日, 有效至2009年3月22日 (證件C) ; 上訴人的新增證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 ( 證物D2 ) 簽發日期:2004年9月13日 ( 註: 沒有資料指出上訴人在2004年9月13日之前有沒有類似的居民身份證) ; 中國往來港澳通行證 (編號:W1097XXXX) 簽發日期:2005年4月1日, 有效至2010年3月31日 (證件D) ; 中國往來港澳通行證 (編號:W1250XXXX) 簽發日期:2005年9月5日, 有效至2010年9月4日 (證件E) ; 中國往來港澳通行證 (編號:W1290XXXX) 簽發日期:2005年11月3日, 有效至2010年11月2日 (證件F) ( 註: 可多次往返有效 ) ; 中國前往港澳通行證 (編號:Q0037XXXX) 簽發日期:2009年12月17日, 有效至2010年3月16日 (證件G) ; 上訴人在2009年12月29日申請簽證身份書而在2009年12月獲發香港身份證 ( 證物P8 ) ; 上訴人獲發回鄉卡 (編號:H101830XXXX) ( 證物P11 ) ;及 一份「擬結婚通知書」由吳秀鋒簽署 (日期:2011年12月7日) 當中上訴人的出生日期 (1976年10月5日) 是職員輸入列印出來 ,而吳秀鋒和上訴人在2012年2月3日結婚 。 另一方面,上訴人在2002年1月被遣返後,不少文件亦是大量使用1976年10月5日為上訴人的出生日期。這包括: 上訴人和另一名男子黃德輝的結婚證 (日期:2005年8月9日), 當中寫上上訴人的出生日期為1976年10月5日。 上訴人簽署的香港居民身份證申請書 (日期:2009年12月29日), 寫上上訴人當時的配偶名稱為黃德輝 ,亦有上訴人的出生日期為1976年10月5日。 上訴人獲發的身份證 ( R812XXX(X) ) 清楚列出上訴人的出生日期為1976年10月5日。 上訴人所簽署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簽證身份書申請書 (日期:2009年12月29日) 。 上訴人填寫她的香港身份證編號R812XXX(X) ,亦寫上出生日期為1976年10月5日。 上訴人獲發香港特別行政區簽證身份書 (Document of Identity) (編號:D0013XXXX) 而列出出生日期為1976年10月5日。 上訴人簽署的「無結婚紀錄證明書申請書」 (日期:2011年11月24日)。 上訴人所填寫的出生日期為1976年10月5日。 有人填寫有關「婚姻登記所需資料」 寫出擬結婚人士為吳秀鋒和上訴人。所填寫的上訴人出生日期為1976年10月5日及上訴人的香港身份證編號為R812XXX(X) ,而吳則沒有香港身份證。 ( 註: 這引伸了前述那「擬結婚通知書」 由吳簽名,而最後在2012年2月3日結婚 。) 上訴人的保單報告書 (日期:2015年1月9日) 亦列出上訴人的出生日期為1976年10月5日。 由於控方的控罪主要針對上訴人聲稱她的另一個出生日期 (1976年10月5日) ,而不是上訴人從1998至2002年使用的出生日期1976年10月15日,上訴人的上訴理據便集中地指現在她的「真實」出生日期是1976年10月5日。這亦意味上訴人間接承認她早前 (由1998年11月至2002年1月) 10月15日的出生日期不真確。上訴人所呈堂的證件:上訴人聲稱的出生證 (證物D1) 和內地居民身份證 (證物D2) 亦意味上訴人在2002年之前已經作出「虛假陳述」。 上訴人歸咎「錯誤」是內地有關機構在上訴人被遣返內地之前「搞錯」上訴人的出生日期 (1976年10月15日) 。上訴人「冇為意,亦用左錯的出生日期。」上訴人覺得「冇大礙」和「嫌麻煩」而沒有更正。上訴人聲稱她在2002年被遣返後才「更正」出生日期為10月5日。 上訴人在特別事項作供,而裁判官接納上訴人的錄影會面 (證物P14) ,亦用了不少篇幅闡述其理由。 裁判官並不接納上訴人的出生證 (證物D1) 為真實的出生證 。裁判官並不接受上訴人在一般事項的證供。上訴人提供她的出生證但從沒有提及上訴人的居民身份證 (證物D2) ,因此裁判官說他: 「 …不信納被告人的證供和不接受 [D1] 文件為真文書,當被告人沒有其他的證明文件,本席沒有原因接受被告人的證詞,所以本席不接受被告人的證據。」 值得一提是代表上訴人的辯方前代表律師: 「 曾在2016年8月31日去信入境處,要求控方撤回所有控罪,並提交了有關D的4份文件以供入境處考慮,分別是 v. 出生公證書 (2016年6月20日) vi. 居民身份證公證書 (2016年7月14日) vii. 戶籍注銷公證書 (2016年7月14日) viii. 嬰兒出生證公證書 (2016年7月14日) 」 唯獨一點卻沒有提及上訴人聲稱在2004年9月13日,有效期20年的居民身份證 (證物D2) 。 上訴人在其會面紀錄明確地指出她的「真正」出生日期為10月15日,裁判官亦針對7項控罪而作出裁斷,裁定上訴人在「明知的情況下作出虛假陳述」。 第3項上訴理據是針對第6項控罪。裁判官在裁斷陳述書說會面紀錄第34和35記項及承認事實第7段指出被告簽署確認一份「擬結婚通知書」(證物P9) 上的出生日期為1976年10月5日。上訴人的簽署在其婚姻狀況的格子,而該通知書是由吳秀鋒簽署。 上訴人說: 「 即使D簽名是確認『出生日期』而不是只確認『離婚』,因她不是擬結婚通知書發出者,故她不可能被視為『簽署虛假通知』。」 第6項控罪的詳情是指上訴人「明知而故意簽署虛假通知」,雖然男方吳秀鋒是在「發出通知書的一方簽署及姓名」一欄簽署 ,但本席認為有關通知書的資料是有人輸入並列印出來,而不是手寫。男女雙方需要提供出生日期,這當然包括身份證明,而上訴人亦在表格上簽署作實,這是通知的一部份,否則本席看不到任何理由上訴人需要在表格上簽名。 但是案情發展出現戲劇性的「突破」。控方在多番向內地有關當局查證下,遲遲未能得到確切的答覆。本席對此感到奇怪,亦覺得不解。終於在2017年10月10日,廣東省公安廳出入境管理局回覆控方的查問和求證,證實上訴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分證〉和〈出生證〉「情況屬實」。 這一新而有點「柳暗花明」的發展,亦促使本席要求雙方重新就這「發現」而陳詞作出補充,並且表述立場。控方說鍳於內地當局的確認,控方不會反對上訴人的上訴。 結論 基於控方的新近立場以及內地就上訴人證明文件 (證物D1和D2) 的確認,本席批准上訴人就定罪的上訴,撤銷其定罪和判刑。 訟費 上訴人申請原審時和本上訴聆訊的訟費。 有關訟費的法律原則已經有所確立。 本席在前述篇幅已經詳列本案的不尋常的地方。本席認為上訴人是自招嫌疑亦使控方誤以為控方證據較強。這包括上訴人在相關時段和審訊前期的行為。事實上,如果內地有關當局確認上訴人的「真正」出生日期,那麽上訴人早前以另一「出生日期」 (1976年10月15日) 便是虛假陳述。 綜觀各項因素以及上訴人的過往行為和有關紀錄,本席裁定上訴人是自招嫌疑。本席不批准原審時上訴人所申請的訟費,但批准上訴人可得到本上訴聆訊的相關訟費。有關訟費如果有所爭議,便交由聆案官評審裁定。 ( 陳廣池 )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 答辯人: 由律政司署理高級檢控官李庭偉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訴人: 由詹耀明律師事務所轉聘梁振強大律師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