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榮及另一人 對 黃騰開

DCCJ 4825/2016 [2018] HKDC 1083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民事訴訟2016年第4825號 ---------------------------- 第一原告人 CHOI MAN WING（蔡文榮） 第二原告人 CHEUNG KWAN（張軍） 及 被告人 WONG TANG HOI ALICE（黃騰開） ---------------------------- 主審法官：區域法院法官廖文健內庭聆訊（公開） 聆訊日期：2018年9月3日 判決書日期：2018年 9月3日 --------------------- 判決書 --------------------- 前言 本席於2018年7月31日頒下判案書（“該判案書”），在當中判決原告人勝訴，並同時頒下暫准訟費命令，指示本案的訟費（包括所有保留待決的訟費，另加上大律師證書），由被告人支付予原告人，倘若各方未能就訟費金額達成協議，金額交由法庭評定（“該暫准訟費命令”）。為簡明起見，本席在此採納該判案書中的簡稱。 原告人於2018年8月9日發出傳票（“該傳票”），申請更改該暫准訟費命令，訂明在2017年7月4日以後的訟費以彌償基準計算。原告人的申請的基礎，是他們在該判案書中取得針對被告人的判決，比原告人在2017年7月4日向被告人提出的附帶條款和解提議（“該提議”）中所載的更有利。 原告人取得的判決比該提議更有利 原告人的律師於2017年7月4日致函（“該信件”）其時代表被告人的律師，提出該提議，該提議的條款如下：— 被告人需要在兩個月內採取維修及補救措施以停止在申索書第7，8及9B段提出的漏水問題； 被告人需要向原告人支付共HK$160,000的賠償；及 本案的訟費由被告人支付予原告人。 被告人沒有接受該提議。 經審訊後，本席判決原告人勝訴並給予原告人以下濟助： — 被告人需要在42天內採取合理步驟及預防措施停止並預防任何液體由39F單位及屬於39F單位的喉管（U-traps及廢水喉）漏入或滲入到38F單位內； 被告人須彌償原告人因液體從屬於39F單位的破損喉管漏入或滲入38F單位而對38F單位造成的損失，彌償金額上限為HK$241,000； 被告人須支付原告人HK$80,000作為一般損失的賠償金另加利息； 本案的訟費由被告人支付予原告人。 劉大律師代表被告人陳詞，表示該提議中包括一項要求，就是要被告人在完成維修及補救工程後，自費在39F單位進行原告人的專家認可的蓄水測試，證明被告人所做的維修及補救工程是妥當及有效的，劉大律師指出，在該判案書中，沒有這項要求，是故原告人所取得的判決，並非比該提議的條件更有利。 本席不接納這個論點。本席在該判案書中頒下的禁制令，被告人須全面履行並自行承擔相關的費用，而全面履行禁制令，必然包括在完成禁制令中指明的步驟和措施後，測試並證實該等步驟和措施能達致禁制令要求的效果，該提議中的測試要求，同樣存在於禁制令中。 在審訊後，原告人從兩間裝修公司分別取得兩份報價單，顯示修復38F單位因本案的漏水問題而遭破壞的地方的所需費用，兩份報價單上顯示的費用均高於HK$241,000。換言之，根據該判案書中的頒令，被告人須支付予原告人的維修費用，是會達致該判案書中指明的上限HK$241,000。 本席認為，比較該提議的條款和原告人在該判案書中取得的濟助，明顯地原告人根據該判案書的結果可以要求被告人支付比該提議中的HK$160,000更高的賠償金額，原告人取得的判決比該提議更加有利。 該提議是否符合第22號命令的要求？ 《區域法院規則》第22號命令第4條規定：— 「原告人就整項申索或申索某部分或在該申索中出現的爭論點作出的和解提議，除非是以附帶條款和解提議方式作出，否則該提議不具有本命令指明的後果。」 根據《區域法院規則》第22號命令第6條規定，提議者必須把附帶條件和解提議“送達”受提議者。本席需要考慮，原告人只是以傳真的方式把該信件發送予其時代表被告人的律師，在這情況下，是否滿足了第22號命令第6條中的“送達”的規定。 殷大律師代表原告人陳詞表示，只要是確實把附帶條件和解提議送達了給受提議人，傳真可以是有效的送達方法。殷大律師表示：— 第22號命令第6條規則要求“提議者須將附帶條款和解提議送達 – (a) 受提議者”，該規則沒有指明特定的送達方式。 第65號命令第5(1)條規則說明如何完成「普通送達」：— “除憑藉本規則的任何條文須面交送達的文件或第10號命令第1條規則所適用的文件外，完成送達文件的方式可以是 — 將該文件留在須予送達的人的恰當地址；或 郵遞；或 凡送達的恰當地址包括某文件轉遞處的一個信箱號碼，則將該文件留在文件轉遞處，或留在於每個工作天均將文件傳送至首述文件轉遞處的另一個文件轉遞處；或 區域法院所指示的其他方式。” 原告人同意傳真（fax）並不是在第65號命令第5(1)條規則列出的送達方法，但是原告人強調第65號命令第5(1)條規則只說明「可以」（英文版本用“may”），當中列出的送達方法並非詳盡無遺（non-exhaustive）。 在英國上訴庭案例Hastie & Jenkerson (a firm) v McMahon [1991] 1 All ER 255 中，Woolf LJ在考慮RSC O 65, 5(1)時有以下意見：— “The purpose of serving a document is to ensure that its contents are available to the recipient and whether the document is served in the conventional way or by fax the result is exactly the same ......” (第259頁第f至g行) “The purpose of Ord. 65, r. 5 is not to restrict methods of service but to assist the parties to achieve service and if necessary to prove that that service has taken place in the-specified circumstances. If, as the note to the rule which has been quoted makes clear, service can be proved to have taken place apart from reliance on the rule, then there is no need to make use of the rule. If, however, unlike this case there is no admission or other evidence of receipt of the document, recourse to the rule may be necessary.” (第261頁第c至d行) Glidewell LJ在同一案例中亦有以下意見：— “In my view Sharpley v. Manby is authority, binding on us, for the proposition that if a document is served by a method not expressly provided for by the rules, but it is nevertheless proved that the document was delivered to and received by the person for whom it was intended (in time where that is material), good service has been effected. To this proposition the Rules of the Supreme Court add the provisions of Ord. 65, r. 5(1), the effect of which is that, if a document has been served by one of the methods set out in the rule, in the absence of any other evidence, there has been good service. If, however, it be proved that the document has not been received, the presumption derived from the rule that there has been good service can be rebutted. I emphasise that if a document is served by a means for which neither the rule nor statute provides, there will only be good service if it be proved that the document, in a complete and legible state, has indeed been received by the intended recipient. I realise that transmission of documents by fax is a relatively recent development ......” (第264頁第h行至第265頁第a行) 上述案例中的RSC O 65, r 5(1)內容包括：“service of any document …… may be effected - (a) by leaving the document at the proper address of the person to be served; or (b) by post, or (c) where the proper address for service includes a numbered box at a document exchange, by leaving the document at that document exchange ... or (d) in such other manner as the court may direct.” (見Hastie第260頁第b至d行)。該RSC O 65, r 5(1)與香港第65號命令第5(1)條規則內容一致，故以上案例的分析適用於本案。 殷大律師表示，根據原告人方面呈上的誓章證據，下列的事實是明顯的：— 於2017年7月4日，在以傳真把該信件發送予其時代表被告人的律師後，原告人的律師再致函被告人的律師（“第2信件”），該信件和第2信件是分別在大約10:13 am和10:29 am傳真予被告人的律師。 被告人的律師於2017年7月13日致函原告人的律師，表明是回應原告人的律師於2017年7月4日寫給他們的第2份信件。 明顯地，原告人的律師在2017年7月4日傳真予被告人的律師的2份信件（即該信件和第2信件），被告人的律師均有收到。 被告人沒有提交誓章證據，否認其時代表被告人的律師有收到該信件，或者說被告人的律師不能看清楚該信件的內容。 本席同意並接納殷大律師的陳詞，裁定在2017年7月4日，其時代表被告人的律師確實透過傳真收到該信件，該信件確實已送達予被告人。 劉大律師陳詞表示，無論如何，該提議並不符合第22號命令第5(7)條的規定：— “在有關審訊展開當日前的28天之前作出的附帶條款和解提議，必須規定在作出該附帶條款和解提議當日起計28天屆滿後，受提議者只可在下述情況下接受該提議— 各方就訟費的法律責任達成協議；或 區域法院批予許可接受該提議。” 劉大律師指出，該提議中並沒有第22號命令第5(7)條中指明的“必須規定”的內容，是故不能被視為符合第22號命令的附帶條款和解提議。 參見Montrio Limited v Tse Ping Shun David (HCA 757/2009, 2012年2月17日), [6]; Kwok Chin Wing v 21 Holdings Ltd (HCA 2332/2004, 2011年5月20日), [10]-[11] 本席同意劉大律師所言，該提議並不能被視為符合第22號命令的附帶條款和解提議。 第22號命令第2(4)條下的酌情權 雖然該提議不是第22號命令中規定的附帶條件和解提議，本席在第22號命令第2(4)條下享有酌情權，可以考慮會否因為該提議更改該暫准訟費命令。 本席認為，該提議是合理的和解方案，被告人的律師確實於2017年7月4日收到該信件，被告人可以有合理的時間考慮該提議，而28天是一段合理的時間。然而，被告人沒有接受該提議，並且爭訟到底，原告人最後取得的判決比該提議更有利，在這情況下，被告人應以彌償基準支付2017年8月2日及以後的訟費予原告人。 結論 基於上述理由，本席更改該暫准訟費命令，經更改後的訟費命令如下：— “本案的訟費（包括所有保留待決的訟費，另加上大律師證書），由被告人支付予原告人，其中2017年8月2日及以後的訟費以彌償基準計算，倘若各方未能就訟費金額達成協議，金額交由法庭評定。” 本席同時頒令，該傳票的訟費（連同大律師證書），按彌償基準計算，由被告人支付予原告人，倘若各方未能就訟費金額達成協議，金額交由法庭評定。 上述第21段中經更改後的訟費命令，及第22段中的訟費命令，均為絕對訟費命令。 本席感謝各方協助法庭審理此項申請。 （ 廖文健 ） 區域法院法官 第一及第二原告人： 由葉謝鄧律師行延聘的殷國榮大律師代表 被告人：由吳伯仲律師行延聘的劉啟賢大律師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