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WOK CHI MAN 對 SECRETARY FOR JUSTICE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DIRECTOR OF ELECTRICAL MECHANICAL SERVICES

DCEC 14/2024 [2026] HKDC 395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僱員補償案件2024年第14號 ----------------------------- 與此宗申請案有關的兩方為 申請人 KWOK CHI MAN 及 答辯人 SECRETARY FOR JUSTICE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DIRECTOR OF ELECTRICAL MECHANICAL SERVICES ----------------------------- 主審法官： 區域法院暫委法官吳港發內庭聆訊 聆訊日期： 2026年1月29日、2月23日及2月25日 判決書日期： 2026年3月13日 ----------------------- 判決書 ----------------------- A. 背景 本聆訊涉及答辯人於2025年11月19日發出的傳票（下稱「該《傳票》」），要求法庭頒令剔除申請人於2024年1月3日提出的僱員補償申請書（下稱「該《申請書》」）。 申請人在提交該《申請書》時由律師代表，其後不再有法律代表，改為親自行事。 申請人在所有相關時間均受僱於本案的答辯人機電工程署為高級技工（冷氣調節）。獲答辯人指派於葵涌醫院（下稱「該醫院」）工作。然而，由於申請人的一連串不當行為，答辯人暫停申請人在該醫院的日常保養維修及操作空調工作，並於2021年11月4日至2022年3月29日指派申請人從事文書工作，地點為該醫院LM座地庫近垃圾房的焊接室（下稱「該工作室」）。 在該《申請書》中，申請人聲稱於2022年3月2日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而導致身體受傷。簡單而言，申請人聲稱於2022年3月2日在該工作室工作時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下稱「該聲稱意外」）。申請人當時為55歲。 答辯人於2024年6月28日存檔其《回答書》，否認申請人在該《申請書》中的指控。 於2025年11月19日，答辯人根據《區域法院規則》（第336H章）第18號命令第19條規則，主張該《申請書》：(1) 未有披露合理的訴訟因由；及／或 (2) 屬於惡意中傷、瑣屑無聊或無理纏擾；及／或 (3) 濫用區域法院的法律程序。答辯人遂以該《傳票》向法庭申請剔除該《申請書》，並撤銷本訴訟中針對答辯人的所有申索，以及撤銷本訴訟，兼判訟費須予支付。該申請由《龔貝詩的第一份非宗教式誓詞》（下稱「龔的誓詞」）所支持。 於2025年12月3日，申請人存檔其反對誓章。 於2026年1月29日，本席審理該申請。由於雙方均未就申請人感染新冠病毒病是否構成《條例》第5(1)條所界定的「意外」（“accident”）提出陳詞或呈交相關案例，本席於聆訊中指示雙方須於2026年2月12日下午4時前向法院呈交並送達對方補充書面陳詞及典據列表，並於2026年2月23日繼續聆訊，預留1小時。於2026年2月12日，申請人及答辯人均已存檔並送達補充書面陳詞。然而，由於2026年2月23日預留的1小時聆訊不足，本席遂押後至2026年2月25日繼續進行聆訊。 B. 法律原則 B1. 剔除申請書的法律原則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第282章）（下稱「該《條例》」）第21(1)條，區域法院在須依該《條例》裁定的問題，或在與該等問題相關的事宜上，均可行使一切權力及司法管轄權，猶如該法院已獲《區域法院條例》（第336章）授予有關權力。 《區域法院規則》第18號命令第19條規則有以下規定： “(1) 區域法院可主動或應申請在法律程序的任何階段，基於以下理由，命令剔除或修訂有關訴訟的任何狀書或任何令狀的註明，或任何狀書或該註明上的任何東西 — 該狀書、註明或東西並無披露合理的訴訟因由或抗辯（視屬何情況而定）；或 該狀書、註明或東西屬於惡意中傷、瑣屑無聊或無理纏擾；或 該狀書、註明或東西可能會對該宗訴訟的公平審訊造成損害、妨礙或延遲；或 在其他方面而言，該狀書、註明或東西是濫用區域法院的法律程序， 並可命令擱置或撤銷有關訴訟，或命令據此登錄判決（視屬何情況而定）。” 法庭只會在情況明顯且清晰（plain and obvious case）時剔除狀書。申索必須顯然站不住腳，狀書必須毫無理據，並且完全不可能（而非僅僅不大可能）成功，法庭才會作出剔除命令。若法庭認為案件並非毫無疑問地清晰，或未能確信不存在合理的訴訟因由，或訴訟並非瑣屑無聊或無理纏擾，則不應作出剔除命令：見Hong Kong Civil Procedure 2026 Vol 1 《香港民事程序2026》第1冊（下稱「香港民事程序2026」），第18/19/4段。 就《區域法院規則》第18號命令第19條(1)(a)段而言，合理的訴訟因由（reasonable cause of action）是指若僅以狀書上的指控作考慮，便有可能成功或具勝算機會。只要申索陳述書或詳情披露某種訴因，或提出某些適合由法官或陪審團裁定的問題，即使案件薄弱或成功機會不大，也不足以成為剔除的理由：見《香港民事程序2026》，第18/19/5段。 至於《區域法院規則》第18號命令第19條(1)(b)、(c) 及(d) 段，若法庭認為狀書屬於其中任何一類，便會予以剔除。換言之，法庭會考慮狀書所披露的訴因是否瑣屑無聊、不能以理據辯論，並構成欺壓或無理纏擾；狀書內容是否可納入證據，以證明與濟助有關的指控屬真確，否則即屬惡意中傷；或狀書是否包含與訴因無關的聲稱，致使「對該宗訴訟的公平審訊造成損害、妨礙或延遲」；又或被申請剔除一方是否缺乏誠意及適當地使用法院程序，而濫用了法院程序：見《香港民事程序2026》，第18/19/6-9段。 B2. 因果關係的法律原則 該《條例》第5(1)條規定： “除第(2)及(3)款另有規定外，不論受僱於任何工作的僱員，如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以致身體受傷，其僱主須負有按照本條例支付補償的法律責任。” 英文為： “Subject to subsections (2) and (3), if in any employment, personal injury by accident arising out of and in the course of the employment is caused to an employee, his employer shall be liable to pay compens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Ordinance.” 在LKK Trans Ltd v Wong Hoi Chung (2006) 9 HKCFAR 103 一案中，終審法院常任法官李義（Ribeiro PJ）於第30段指出，第5(1)條涉及兩個因果關係：(1) 僱傭與意外之間的因果關係（即意外因工而遭遇）； (2) 意外與僱員身體受傷之間的因果關係，即意外必須導致僱員身體受傷（意譯）： “[s5(1)] requires a causal connection first, between the employment and the accident (so that the accident arises ‘out of’ the employment) and between the accident and the injury suffered by the employee: the accident must cause the injury.” 在Sit Wing Yi Sibly v Berton Industrial Ltd (2013) 16 HKCFAR 104一案中，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Bokhary PJ，當時官階）於第17及21段指出，「意外以致身體受傷」一詞顯然涵蓋因果關係 : 意外為原因，受傷為結果； 法律要求意外必須與受傷相區分，意外至少為一個促成原因，而受傷則為其結果： “17. … The expression ‘injury by accident’ plainly encompasses cause and effect, with accident as the cause and injury as the effect. 21. It is undoubtedly the law that the accident must be distinct from the injury, with the accident being at least a contributory cause and the injury being the effect.” 因此，因果關係的議題涉及僱傭與意外之間的關係，以及意外與僱員所受傷害之間的關係，乃該《條例》第5(1)條的核心所在。 因果關係屬於事實問題：見Three Rivers DC v Bank of England [2003] 2 AC 1，第194B-C段，Lord Steyn。申請人須負舉證責任，以「相對可能性衡量」來證明因果關係：見Wilsher v Essex Area Health Authority [1988] 1 AC 1074，第1082B-C段，Lord Bridge。 上訴庭在 Lee Kin Kai v Ocean Tramping Co Ltd t/a Ocean Tramping Workshop [1991] 2 HKLR 232一案中，闡述了醫學證據下的因果關係問題；而上訴庭法官張澤祐在Li Sau Keung v Maxcredit Engineering Ltd & Anor [2004] 1 HKC 434 第54段作了簡明扼要的總結： 「1. (a) 因果關係本質上是法官而非醫生的判斷事項。 (b) 法官會受醫學證據的協助但並不受其拘束。 2. (a) 法律與醫學採用不同的標準。 (b) 在法律上，只要在「相對可能性衡量」下顯示事故是造成受傷的重大促成原因，即存在因果關係。原因只需足夠，並不必是唯一原因。 (c) 醫生則從事病因學的科學研究。他們尋求「臨床原因」或「不可推翻的因果鏈」，須以超越合理懷疑或毫無疑問的標準加以証明。 3. 法官在考慮因果關係時，不僅有權，而且必須運用其常識。」 英文為： “1. (a) Causation is essentially a matter for the judge and not for the doctors. (b) The judge will be assisted by the medical evidence but is not bound by it. 2. (a) The law and medicine apply different standards. (b) In law there is a causal connection if it is shown on the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that the accident was a substantially contributing cause of the injury. A cause is sufficient, it does not need to be the sole cause. (c) The doctors on the other hand practice the science of aetiology. They look for ‘clinical cause’ or ‘irrefragable chain of causation’ which is to be proved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or beyond any doubt. 3. The judge when considering causation is not only entitled, but is bound to use his common sense.” C. 討論 C1. 申請人與答辯人的案情及證據 在其支持誓詞及陳詞中，答辯人提出剔除《申請書》的理由如下： 第一，申請人未能提供任何證據證明感染源頭來自該工作室，並合理排除社區感染（下稱「原因一」）； 第二，申請人未能證明其腰背痛及僵硬症狀與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之間存在任何醫學上的因果關係（下稱「原因二」）；及 證據顯示申請人的賺取收入能力並未減退，反而有所增加（下稱「原因三」）。 雖然在2026年2月25日的補充口頭陳詞中，龔律師同意原因二及原因三並非獨立的剔除理由，本席認為仍適合將其分開討論。 另一方面，正如上述，申請人在提交該《申請書》時由律師代表，其後不再有法律代表，改為親自行事。申請人在該《申請書》中的聲稱，與其在反對誓詞及陳詞中的聲稱有顯著差異。特別是，申請人在《申請書》中聲稱他被指派於該工作室工作、休息及用膳，而該醫院地庫設有多個廢水處理池，衛生環境極為惡劣。然而，他的誓詞並未重複《申請書》有關工作環境的聲稱，故此該部分聲稱並無任何證據支持。相反，申請人的反對誓詞僅有兩頁，當中加入大量與本申請無關的聲稱。 首先，在其誓章中，申請人指稱他反對剔除的理由是因其投訴上司在葵涌醫院地庫內吸煙，並聲稱上司「尋仇導致我患上新冠肺炎」。顯然，申請人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與其上司是否尋仇並無關係。 其次，申請人在誓章中聲稱他盡忠職守，避免了一場該醫院LM座的重大火災，挽救了無數醫護人員及病人，因此要求法庭不要剔除該《申請書》。顯然，申請人所聲稱的事件與本申請無關。 在其陳詞中，申請人加入大量與本申請無關的文件，並作出許多未在反對誓詞中出現的聲稱。 即便如此，為求全面起見，本席已閱讀並參考申請人提交的該《申請書》，陳詞及所附文件。本席亦已閱讀並參考申請人存檔的《新冠肺炎工傷陳述書》及《新冠肺炎工傷證人陳述書》及其附件。 C2. 原因一：本席的分析及裁斷 即使因果關係屬於事實問題，在詳細分析本案的證據後，援引上述法律原則並基於以下理由，本席認為申請人於本案中明顯且清晰地未能履行舉證責任，以證明其「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並因此受傷。故此，《申請書》必須予以剔除。 第一，申請人未能提供任何證據，包括醫學證據，證明其感染源頭來自該工作室，而非社區感染。在本案中，醫學證據一致指出，並不能確認申請人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的源頭： 法律援助署於2022年12月28日致申請人信函中指出：「衞生防護中心表示無法識別 [申請人] 被傳染新冠肺炎（即2019冠狀病毒病）的源頭」，及「缺乏證據證明 [申請人] 的感染源頭來自 [申請人] 聲稱工作中的垃圾房及/或蚊叮蟲咬及/或機電工程處的疏忽所致」。 根據伍若瑜夫人普通科門診診所Yau Wai Keung醫生於2022年12月30日撰寫的《醫療報告》，他指出：「由於本診所並非負責為 [申請人] 進行接觸者追蹤工作，故無法確定感染源頭」。值得留意的是，Yau Wai Keung醫生正是申請人於2022年3月2日到該診所就診的主診醫生，而他於同日發出的《醫生證明書》中，已指出申請人患呼吸道感染（Respiratory infection）及快速測試呈陽性（RAT+ve）。 由於申請人明顯且清晰地未能證明其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的源頭，他自然未能證明其「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以致身體受傷，固此未能履行其舉證責任。 顯然，申請人於2022年3月2日被診斷快速測試呈陽性，並不足以構成他「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的證據。 申請人未能履行其舉證責任，也為以下的事實所支持。眾所周知，本席亦相信可作司法認知（judicial notice），2019年冠狀病毒病在相關時間在世界各地迅速傳播。世界衛生組織於2020年3月11日正式宣佈2019冠狀病毒病為全球大流行。於2020年4月時全球有超過二百萬宗確診個案，全世界普遍人口都有受到感染的風險。對於可以在社區廣泛傳播的傳染病而言，市民在一般社區環境中都有可能接觸到其傳染性病原體而受到感染，並不僅限於在某些工作場所。在香港，截至2020年4月18日，共錄得1024宗確診個案，當中絕大多數屬於社區感染個案，而非源於工作：見勞工處處長於2020年4月19日的局長網誌。 僅基於此一原因，申請人的《申請書》已須被剔除。然而，為求全面起見，本席於以下段落將進一步分析其他理由及相關證據。 第二，雙方並無爭議的是，申請人於2021年11月4日至2022年3月29日期間被答辯人安排在該工作室單獨進行文書工作，期間並未接觸病房的任何醫護人員或病人，亦未進行任何與空調維修有關的工作。此外，申請人的上司在關鍵時間並無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其確診日期與申請人所述相距甚遠。再者，申請人未有提供任何該工作室的環境測試報告或病毒溯源分析，未能證明該工作室存在高濃度病毒或特定傳播鏈的證據。上述無爭議的事實，支持申請人未能履行其舉證責任的結論。 第三，同期文件清楚顯示以下事實： 根據機電工程署於2022年8月2日回覆勞工處的回條所述，申請人在2022年3月2日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時，「並沒有申報與工作有關」，因此其直屬上司並未按工傷程序處理。 2022年3月29日，申請人因不當行為被答辯人解僱。 在被解僱超過三個月後，即2022年7月18日，申請人才提交「工傷意外通知書」，首次指稱其於工作場所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 因此，並無任何同期文件支持申請人是「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以致身體受傷。 在2026年2月25日提交的補充書面陳詞中，申請人附上了一份他於2022年6月1日發給行政長官及機電工程署的電郵，聲稱他已通知他的上司自己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該電郵並未出現在申請人的反對誓詞中。申請人的聲稱被該電郵斷然否定。在該電郵中，申請人僅提到「當我發生工傷的時候，我已立即將我工傷的事情報告給我的上司」，並未具體說明所謂的工傷是什麼及其發生的時間。本席注意到，該電郵中申請人提及他經歷了「兩次工傷」。雙方均無爭議的是，申請人向答辯人提出了另外兩宗僱員補償申索： 第一宗為僱員補償案件2023年第2141號。在該案中，申請人聲稱其於2019年11月18日，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以致雙手手掌受傷。根據日期為2024年9月5日的《判決書》，區域法院暫委法官汪祖堯撤銷了申請人在該案中的逾時僱員補償申請，並剔除了申請人的申請書及撤銷訴訟。 第二宗為僱員補償案件2023年第2613號。在該案中，申請人聲稱其於2022年2月10日，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以致腰背疼痛。根據日期為2025年6月30日的《命令》，區域法院法官何世文撤銷了申請人在該案件中的僱員補償申請，並剔除了申請人的申請書及撤銷訴訟。 顯然，申請人在該電郵中提及的「兩次工傷」，是上述提及的兩宗僱員補償案件中處理的工傷，而不是本案所涉及的申請人所聲稱的工傷。以上的分析及裁決，由一份機電工程署於2022年5月4日發給申請人的電郵所引證。在該電郵中，機電工程署指出申請人在其電郵中提及「因工作而導手部及腰部受傷的事宜。」並指出根據機電工程署的紀錄，申請人在受聘期間並無工傷申請，亦無手部及腰部受傷的醫生證明及相關的病假申請。申請人亦從沒有就相關事宜通知上司。 如前所述，申請人首次聲稱其在工作場所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是在被解僱超過三個月後，即於2022年7月18日提交的「工傷意外通知書」。 第四，至於申請人在《申請書》中有關該工作室工作環境的指稱，除了沒有證據支持外 (見上文第22段)，答辯人所提供的證據也顯示，該工作室設有足夠的通風及照明系統，並不鄰近垃圾房，亦無任何廢水處理池，且並非用餐或休息區。此外，答辯人及其員工從未指示或容許申請人在該工作室休息或進食，該區域僅用於日常工作。無論如何，申請人亦未能證明該工作室的工作環境與其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有任何關聯。 綜合上述，申請人的指控純屬臆測，並無任何實質證據支持，必須予以剔除。本席留意到，在適當情況下，法庭可剔除僱員補償申索： 在 姚旭芬 訴 李偉強及另一人，DCEC 794/2015（未經彙編，判案書日期：2016年9月2日）一案中，申請人聲稱在其工作地點的食肆廚房房間內工作時吸入「老鼠毒氣」，導致頭暈及四肢乏力，並基於身體受傷追討僱員補償。區域法院暫委法官周博芬裁定，申請人：(a) 未能提交任何證據證明其症狀可能與吸入老鼠屍體腐臭有關；(b) 其《表格9》所評估的永久喪失賺取收入能力為0%，無須缺勤，根據該條例第9條及第10條不會獲得任何補償；及 (c) 其指稱的傷勢並非該條例《附表2》所列明的職業病。基於上述理由，法庭裁定該僱員補償申請未有披露任何合理訴因，屬於惡意中傷、瑣碎無聊或無理纏擾，並濫用了法院的法律程序，遂予以剔除。 在 Wong Chick v Swire Pacific Ltd [1992] 1 HKC 571 一案中，申請人於1935年至1971年間在答辯人的太古船塢工作，負責修理及保養鍋爐，共36年。他聲稱其長期暴露於高噪音（如鉚接、氣動鑽孔、錘擊等）的工作環境，導致患上「職業性失聰（鍋爐製造工耳聾）」。申請人於1979年退休，至1990年才提出僱員補償申請。答辯人申請剔除，理由為失聰並非由意外引致，且即使屬意外，申請人亦無合理辯解延誤提出申索。區域法院法官張澤祐（當時官階）裁定申請人的失聰並非因意外或一連串意外所致（見第579A-B頁），因此剔除其申索。 C3. 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是否屬「意外」 由於本席已於上文裁定申請人未能履行舉證責任，以證明其「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以致身體受傷，故其《申請書》必須予以剔除。因此，本席毋須處理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是否屬該《條例》第5(1)條所指的「意外」。然而，鑑於代表答辯人的龔律師曾就此議題提出陳詞並提供相關案例，為求全面起見，本席於以下段落將討論此問題。然而，本席的以下觀察僅屬附帶意見（obiter dictum）。 在分析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是否屬「意外」之前，必須首先確定「意外」一詞的涵義。 「意外」一詞在該《條例》中並無定義，因此必須依循普通法原則以確定其含義。 「意外」的經典定義可見於英國上議院在Fenton v J Thorley & Co, Limited [1903] AC 443一案的判詞。在第480頁，Lord Macnaghten 指出，「意外」一詞是以其通俗及普通的意義使用，表示一種出乎意料的不幸或未曾預期或設計的事件： “I come, therefor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expression ‘accident’ is used in the popular and ordinary sense of the word as denoting an unlooked-for mishap or an untoward event which is not expected or designed.” 在Brintons, Ltd v Turvey [1905] AC 230 一案中，一名工人在工廠分揀羊毛時，細菌由羊毛傳入其眼睛，導致感染炭疽病並最終死亡。英國上議院裁定，此情況屬於《1897年工人補償法》所指的「因意外而受傷」（injury by accident）。該案的判例摘要如下： “While a workman was employed sorting wool in a factory a bacillus (according to the medical evidence or theory) passed from the wool to the eye of the workman and infected him with anthrax of which he died:- Held, by the Earl of Halsbury L.C. and Lords Macnaghten and Lindley, Lord Robertson dissenting, that this was a case of “injury by accident”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Workman’s Compensation Act, 1897. The decision of the Court of Appeal, [1904] 1 K.B. 328, affirmed.” Lord Halsbury 在第233-234頁作出以下觀察： “Suppose in this case a tack or some poisoned substance had cut the skin and set up tetanus. Tetanus is a disease; but would anybody contend that there was not an accident causing damage?... It does not appear to me that by calling the consequences of an accidental injury a disease one alters the nature or the consequential results of the injury that has been inflicted. Many illustrations of what I am insisting on might be given. A workman in the course of his employment spills some corrosive acid on his hands; the injury caused thereby sets up erysipelas – a definite disease; some trifling injury by a needle sets up tetanus. Are these not within the Act because the immediate injury is not perceptible until it shews itself in some morbid change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human body, and which when shewn we call a disease? I cannot think so.” 在Innes v Kynoch [1919] AC 766一案中，一名工人在處理人造肥料（主要由骨粉構成）時，因腿部擦傷而感染有害細菌，導致血液中毒並死亡。該細菌在骨粉中大量存在，但在空氣或其他物質中亦可發現，雖然程度較低。工人何時及如何受傷並不清楚，感染的確切時間亦無法確定。仲裁者根據醫學證據裁定，病患的感染源自死者在工作過程中接觸的骨粉所含的有害細菌，並依據《1906年工人補償法》判給賠償。英國上議院認為，細菌偶然落在擦傷處構成了該法所指的「意外」，且有足夠證據使仲裁者有權裁定該傷害源於死者的僱傭工作。判例摘要如下： “A workman employed in handling artificial manure, consisting mainly of bone dust, died from blood poisoning caused by his becoming infected through an abrasion on his leg by certain noxious bacilli, which were present in large numbers in bone dust, but were also found in the air and in other substances, though in a much lesser degree. I did not appear when or how he received the abrasion, and it was impossible to say with certainty when the infection occurred. The arbitrator found, as the result of the medical evidence, that the infection which caused the illness was derived from the poisonous germs contained in the bone dust which the deceased handled in the course of his employment, and awarded compensation under the Workmen’s Compensation Act, 1906:- Held (by Lord Birkenhead, Lord Buckmaster, Lord Parmoor, and Lord Wenbury; Land Atkinson dissenting), (1) that the fortuitous alighting of the bacilli upon the abraded spot constituted an accident within the Act, and (2) that there was evidence upon which the arbitrator was entitled to find that the injury arose out of and in the course of the deceased’s employment.” Lord Birkenhead援引Brintons一案後指出，法院必定已經將語言應用於由顯微細小生物引起的感染，而該語言更常用於較大且更具實質性的力量；因此，細菌的入侵被視為一次身體攻擊： “… the Courts have necessarily applied to infection by microscopically small organisms language which is more commonly used of, and therefore suggests, larger and more material forces; thus the invasion of the bacillus is conceived of as a blow or physical assault…” 正如Lord Atkin在Fife Coal Company, Ltd v William Young [1940] AC 479 第488頁所述，Brintons 及 Innes 兩案擴大了「意外」一詞在相關法案中的概念。在這兩宗案件中，僱員於受僱工作期間因細菌入侵身體而受傷，均被視為「意外」： “The legal conception of ‘accident’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Workmen’s Compensation Act has undoubtedly been enlarged in the more recent decisions. Such a broadening of view was plainly foretold by Lord Birkenhead in Innes v Kynoch, as the result of the acceptance of he decision of this House in Brintons Ltd v Turvey, that the invasion of a workman’s body by a bacillus derived from the employment is an accident. In Brinton’s case it was anthrax; in Innes’s case it was streptococci derived from bone dust.” 在Pyrah v Doncaster Corporation [1949] 1 All ER 883一案中，申請人是一名在結核病隔離醫院工作的護士，她在工作中接觸多名結核病患者，後來自己亦感染結核病。證據進一步顯示，申請人曾異常密切接觸結核病人（例如在缺乏痰盂的病房護理、通風不良、人手不足導致休息減少等）。申請人依據《1925年工人補償法》第1(1)條，主張其感染屬於「因意外受傷」，應獲工傷賠償。判例摘要如下： “In 1938 the applicant was employed as a nurse in the employers’ isolation hospital for tuberculosis patients. In October 1944, the applicant was found to be suffering from tuberculosis, and the evidence showed that between February 1943 and April 1944, she was subjected to constant attacks of tuberculosis germs. The evidence further disclosed particular incidents in which she had been brought into unusually close contact with tubercular patients. The question for decision was whether the applicant’s infection with tuberculosis was an ‘injury by accident’ entitling her to compensation under s.1(1) of the Workmen’s Compensation Act 1925, or whether it was a disease due to a process of work. Held (Bucknill LJ, dissentiente): although it might not be possible to fix the exact dates on which the applicant inhaled tuberculosis germs, on each occasion on which that occurred there was an assault of bacilli which constituted an ‘accident’, and therefore the applicant was entitled to compensation.” 英國上訴法庭 Cohen L J 援引Lord Birkenhead 在Innes 一案的判詞，在第891D頁裁定，細菌入侵身體的攻擊屬「意外」： “…It seems to me that every time the applicant inhaled a tuberculosis germ, that was an assault of bacilli within the meaning of Lord Birkenhead’s speech in the Innes case… It seems to me that, for the reasons I have given, every time the applicant inhaled a tuberculosis germ, an accident occurred…” 援引上述案例，本席傾向認為2019冠狀病毒入侵身體可被視為該《條例》第5(1)條所指的「意外」。然而，正如本席在上文指出，這僅屬附帶意見，因本席已裁定申請人明顯且清晰地未能證明其「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特別需要留意的是，在上述案例中，並無爭議僱員的身體受傷乃「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而唯一的議題是細菌入侵身體是否屬「意外」。正如Lord Birkenhead L C在Innes一案第751頁所觀察，當入侵的細菌可能存在於任何地方 ── 如火車、家中或酒館 ── 一位謹慎的仲裁者將會要求嚴格證明 ── 而此類證明在事物的本質上幾乎不可能經常出現 ── 該「意外」確實是「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 “… where the invading bacillus may be found anywhere- in the train, in the home or in the public house- a prudent arbitrator will require strict proof such as can hardly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be often forthcoming that the ‘accident’ in fact arose out of and in the course of employment.” C4. 原因二：本席的分析及裁斷 由於本席已於上文裁定申請人在本案中明顯且清晰地未能證明其「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因此本席毋須處理原因二及原因三。但為求全面起見，本席於以下段落將簡單處理二者。 龔律師陳詞指出，申請人未能證明其腰背疼痛及僵硬狀況與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之間存在任何醫學上的因果關係： 申請人就該聲稱意外提交的《醫生證明書》僅診斷為「呼吸道感染」及2019冠狀病毒病檢測陽性，並未提及「腰背疼痛」或「僵硬」等症狀。 其後的醫療報告顯示，申請人的背痛症狀可能源於其他事件，例如該聲稱意外發生三個月後的背部扭傷，或十多年前的工傷事故。 申請人在本案中從未提供任何醫生報告或專家意見，明確指出其腰背疼痛及僵硬是由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所引致或加重。 申請人亦未曾向答辯人提交其於2023年10月23日至27日及2023年11月13日至14日聲稱因該意外請病假的《醫生證明書》，因此該期間症狀的成因及診斷與該聲稱意外之間的關聯性完全無法證實。 在本案中，《表格9》陳述申請人的受傷情況為「感染2019新冠病毒病肺炎引致腰背疼痛及僵硬」（Covid-19 Infection Resulting in Back Pain and Stiffness），並評估其因受傷而引起的永久喪失賺取收入能力為3%。本席因此要求龔律師及申請人就此作出補充陳詞。 在考慮雙方陳詞後，本席認為《表格9》的陳述對本席於上文的裁決並無影響： 《表格9》本身已載明：「本委員會只評估受傷所造成的影響，不會就補償責任的爭議作出仲裁。最終的裁決權歸於法院。」（“The Board only assesses the quantum of damages of the injury and does not arbitrate any dispute about liability for compensation. The final adjudication rests with the Court.”） 正如上訴庭在 Chan Kit v Sam Wo Industrial Manufactory [1989] 1 HKC 115 第118頁所觀察，僱員補償（普通評估）委員會並無聽取證供，亦無保存記錄或提供理由及資料以解釋其採取的步驟。他們僅提供結論： “…They hear no evidence. They keep no record. They give no reasons so that they provide no material which explains … the basis of their approach. They only produce a result …” 本席認為，即使《表格9》顯示申請人曾被診斷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並引致腰背疼痛及僵硬，申請人仍須負舉證責任，以證明其「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由於申請人在本案中明顯且清晰地未能履行此舉證責任，故《表格9》的存在對其毫無幫助。 反之，由於本席已裁定申請人在本案中明顯且清晰地未能履行舉證責任，以證明其「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而申請人並未指稱其有其他受傷，因此本席認為申請人亦未能履行舉證責任，以證明該意外引致其有其他「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的受傷。故此，其《申請書》亦應基於此一原因予以剔除。 C4. 原因三：本席的分析及裁斷 就原因三，龔律師陳詞指出，證據顯示申請人的賺取收入能力並未減損，反而有所增強： 申請人在該聲稱意外後極短時間內即獲其他僱主聘用，其後工作從未間斷。 比較申請人在該聲稱意外前的收入（約每月港幣23,000元）與其後續工作的收入（例如在盈電工程有限公司每月約港幣29,000元及津貼），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大幅增長。 申請人的報稅表亦顯示其年度總入息遠高於該聲稱意外前的水準。龔律師並指出，申請人在該聲稱意外後的職業生涯發展順利，薪金不降反升，其實際賺取收入能力顯著增強，與其「喪失賺取收入能力」的主張完全背道而馳。 本席同意龔律師的陳詞。本席留意到，申請人並未提供相反的證據，亦未反駁龔律師的陳詞。 本席亦留意到，《表格9》陳述申請人因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的喪失收入能力為3%。然而，正如上文所述，由於申請人在本案中明顯且清晰地未能履行舉證責任，以證明其「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故《表格9》在此方面的陳述對其亦毫無幫助。 D. 總結 本席剔除申請人的《申請書》，並頒下以下暫准訟費令：申請人須支付答辯人本案的訟費。若雙方未能就訟費達成協議，則由聆訊官評定訟費。上述訟費命令為暫准訟費命令，除非任何一方於本判決下達日期起計14天內，以傳召訴訟各方的傳票提出更改暫准訟費命令，否則此訟費命令將成為絕對命令。 最後，本席感謝龔律師對法庭的協助。 （ 吳港發 ） 區域法院暫委法官 申請人：沒有律師代表，並親自應訊 答辯人：由簡松年律師行的龔貝詩律師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