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嚴霆鋒

HCMA 91/2021 [2022] HKCFI 1935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定罪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21年第91號 （原東區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20年第688號） ________________ 答辯人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上訴人 嚴霆鋒 ________________ 主審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邱智立 聆訊日期：2022年1月26日 判案書日期：2022年7月4日 判 案 書 上訴人面對兩項控罪，第一項控罪是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違反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條例》第33(1)條，控罪詳情指上訴人於2020年5月1日，在香港中環永樂街105 至107號外的公眾地方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攜有攻擊性武器，即一支伸縮棍。第二項控罪是使用一輛沒有指明的強制性反光體的車輛。 上訴人承認第二項控罪，而第一項控罪則於審訊後被裁判官裁定罪名成立，判處入獄3個月。 上訴人不服第一項控罪的定罪，提出上訴。 控方案情 案發當日約晚上8時17分，控方第二證人警員 21793及其隊員在永樂街進行反罪惡巡邏時，見到私家車登記號碼WE 6417（「有關的私家車」）停泊於中環永樂街105 號外。當時上訴人的太太獨自坐在私家車前座乘客位。警員對私家車進行調查。控方第一證人警員21129約在8時25分到達協助。 控方第二證人在後來到場的上訴人見證下，在有關的私家車內進行搜查，檢取的證物包括放在前座乘客位雜物箱內的一支66厘米長伸縮棍，及車尾箱一個暗格內一個印有WH 8336的汽車前方車牌，而車牌號碼WH 8336是一個沒有登記的號碼。 一個警員於21時10分在私家車的車尾箱內搜出一個黑色面罩，一對手套，一樽透明玻璃樽裝有透明液體及一個透明眼罩。 控方第一證人以「管有違禁武器」罪拘捕上訴人。 控方第四證人是伊甸園汽車貿易有限公司的職員。他於2020年1月9日以港幣$26,000的價錢把有關的私家車出售給上訴人，而當時伸縮棍並不在私家車內。他交車給上訴人時曾檢查車輛，但並非很仔細。 辯方案情 上訴人作供指案發時他的職業是裝修工人，自2016 年6月1日起在他哥哥（辯方第二證人）公司的工程部門任職工程管工。車上找到的一些物品，如眼罩、松節水、手套等等都是工作需要用的。他並不知道有關的私家車有暗格。購買有關的私家車後，除了他太太外，他並沒有接載過其他乘客。 辯方第二證人是上訴人的哥哥及僱主。他指上訴人從2016年6月起就在他公司任工程管工，大部份時間都是外勤，而涉案的裝備大多是進行維修工作時需要使用的。 上訴理由 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基本上是指裁判官錯誤地裁定警務人員找到伸縮棍的地方，即有關的私家車前座乘客位的雜物箱，為《公安條例》所指的公眾地方。 討論 本案原審時，辯方對於控方的案情基本上是沒有爭議的。最大的爭議議題是警務人員在有關的私家車內找到案中的伸縮棍時，有關的私家車是否法例所指的公眾地方。裁判官倚賴Mok Chi Ho v The Queen [1979] HKLR 118裁定有關私家車是公眾地方，及在這基礎上裁定上訴人罪名成立： 「32. 控方根據英國法院案例 Mok Chi-ho v The Queen [1979] HKLR 118 上訴的裁決， 於公共道路上的私家車是{公安條例} 第33(1)條所指的公共地方。 而控方指被告的私家車是停泊於永樂街， 一條公共道路上， 因此是屬於公眾地方。 …… 34. 本席認為根據 Mok Chi-ho的案例， 案情是指一架私家車泊在公眾地方繼而在車內乘客位下面找到刀， 上訴爭拗的其一點是private car could not be a public place， 上訴庭亦都駁回此上訴理據。 而在本案中案情指用證物P-1是在乘客為前面的雜物箱內搜出， 而當時被告人身處在公眾地方， 他擁有的私家車亦是停泊在公眾地方， 所以於公共道路上的私家車是{公安條例} 第33(1)條所指的公眾地方。 所以本席並不認同辯方的說法。」 代表上訴人的鄧大律師批評裁判官沒有就Mok案作出分析，就錯誤地倚賴Mok案裁定有關私家車為公眾地方。他指出Mok案並非無差別地指當在一輛停泊在公眾地方的汽車內找到違例物品的時候，該輛私家車就必然是一個公眾地方。 在Mok案中，警務人員於凌晨2時5分見到一輛載有5個人的私家車在路上行駛，及於45分鐘之後見到這輛私家車停泊在另外一條路上，車上有被告人及司機。在被告人的座椅下，警務人員找到3把刀，而被告人指這些刀是作自衛之用。被告人被裁定一項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及一項遊蕩罪罪名成立。被告人的上訴被駁回。法庭指一輛停泊在公眾道路上的私家車是《公安條例》第33(1)條所指的公眾地方。 鄧大律師分析Mok案中所考慮的加拿大案件Rex v McLeod，強調要決定一輛停泊在公眾地方的私家車是否公眾地方的時候，法庭需要考慮多個因素。在這個案件中，被告人在一輛停泊於公眾地方的汽車內飲用啤酒，被裁判官裁定在公眾地方非法飲用酒精飲品罪名成立。加拿大的上訴法庭認為並沒有足夠的證據基礎去干預裁判官的裁決： "3 It is not disclosed whether the motor vehicle was being used for private or public purposes; it might have been a passenger bus or it might have been a motor cycle. We do not know how many people were in or around the vehicle at the time; whether the car was an open jeep, a truck, or enclosed family car; whether the drinking took place publicly in open view; whether the respondent was one of a party in several motor cars who had gathered at respondent's car for a drink, or other relevant circumstances, in the absence of which a court of review is unable to determine if the law has been correctly applied to the facts in the particular case. …… 5 Since the motor vehicle was in that public place, then, if drinking took place therein, there was most certainly evidence up to that point to enable the stipendiary magistrate to find that drinking occurred in a public place. It is true there may have been evidence to show that the drinking did not occur publicly in a place open to public view or access. But if there was such evidence, in my opinion it ought to have been set forth in the stated case. Without such evidence it is judicially impossible in my judgment for a court in any method of review, let alone upon a stated case, to declare the stipendiary magistrate was wrong in a decision which as here is basically a decision of fact." 在Mok案中，楊鐵樑法官（他當時的官階）引述了這個節錄的第3段，及提出了第5段的內容，並指出這個案件的裁決已經足以處理Mok案中上訴人就第一項控罪的上訴，而第一項控罪就是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鄧大律師因此認為Mok案中的上訴被駁回是因為案件中並沒有足夠的證據讓法庭考慮車內找到3把刀的地方並不屬於公眾地方。本席認為他明顯地是誤解了楊法官的意思。 McLeod案所提出要考慮的各種因素，明顯地是針對在公眾地方飲用酒精飲品的情況。楊法官沒有指出這些因素是否及如何適用於闡釋Mok案及本案所涉及的《公安條例》所指的公眾地方的定義。更重要的是，他並沒有指出Mok案是因為沒有這些因素的有關證據而上訴被駁回。相反地，他表明他是基於案件中的事實而裁定上訴失敗。由此可見，他是考慮了Mok案的事實，及McLeod案的判詞後才達致他的裁決。 其實，McLeod案就着「公眾地方」舉證責任的說法很容易引起混淆和誤會。加拿大上訴法庭法官O’Halloran JA在判詞中這樣說： "5 Since the motor vehicle was in that public place, then, if drinking took place therein, there was most certainly evidence up to that point to enable the stipendiary magistrate to find that drinking occurred in a public place. It is true there may have been evidence to show that the drinking did not occur publicly in a place open to public view or access. But if there was such evidence, in my opinion it ought to have been set forth in the stated case. Without such evidence it is judicially impossible in my judgment for a court in any method of review, let alone upon a stated case, to declare the stipendiary magistrate was wrong in a decision which as here is basically a decision of fact. …… 10 But in any event it was not the duty of the Crown to prove a negative, viz., that the motor vehicle was one to which the public did not resort or did not have access; see s. 30 (1) of The Summary Convictions Act (and see analogously Rex v. Daniels, [1942] 1 W.W.R. 43, 77 C.C.C. 76, [1942] 1 D.L.R. 199, Abr. Con. 1856, and Rex v. Staviss, 16 M.P.R. 508, 79 C.C.C. 105, [1943] 1 D.L.R. 707, Abr. Con. 1858, examined in Rex v. Wheeler, [1945] 1 W.W.R. 61 at 67, 60 B.C.R. 525, 83 C.C.C. 105, [1945] 1 D.L.R. 745, Abr. Con. 1857). All the Crown was required to do was to adduce evidence that the respondent was drinking in a public place. The duty then rested upon the defence either in cross-examination of Crown witnesses or as part of its own case, to show factually (if it sought to regard it as a defence) that the motor vehicle was not one to which the public had resort or access. It seems to me, with respect, this aspect of the matter is settled by s. 87 of The Government Liquor Act, considered by this Court in Rex v. New Dominion Club, supra.” O’Halloran的這番話給人的印象是被告人有責任去引證反駁控方指涉案的汽車因為停泊於公眾地方而可以被視為公眾地方的說法。他明顯地是基於加拿大的法例及案例而這樣說。這與香港的情況不相同。就本案所涉及的有關的私家車，控方負有舉證的責任，要在毫無合理疑點之下證明它是一個公眾地方。這個舉證責任和標準當然同樣地適用於其他條例所指的公眾地方。辯方並沒有責任提出任何證據去證明所涉及的汽車或地方不是一個公眾地方。無論辯方有沒有提出McLeod案中所提出的考慮因素，仍然是要由控方去說服法庭，在考慮了案中的所有證據之後，她已在毫合理疑點下證明涉案的汽車或地方是一個公眾地方。 鄧大律師指出，找到伸縮棍的雜物箱是關閉的，因此從外面是見不到伸縮棍的。車上只有上訴人的妻子。除了上訴人和她之外沒有其他人可以進入或使用私家車內的任何一部份。鄧大律師亦提出一些涉及「為不道德目的而唆使他人」以及與按摩場所有關的罪行的案例，表明一個公眾地方中不給予公眾使用的空間不能算是公眾地方的一部份。他由此引伸有關的私家車車內的空間並非是公眾地方。 鄧大律師明顯地是把焦點錯放了。本案中沒有證據顯示有關的私家車可以容許公眾進入或使用其空間，而常識告訴我們，任何汽車的擁有人都不可能會容許公眾人士這樣做。本席相信這一點在審訊的時候是不可能會有任何爭議的。控方的指控是基於有關的私家車停泊在一個公眾地方，而伸縮棍是在車內的雜物箱裏找到，因此符合《公安條例》所指的公眾地方。這是案中的關鍵。 案發的時候，有關的私家車是停泊在公眾地方是不容爭辯的。楊法官在Mok案中引用了Mansfield v Kelly (1972) VR 744一案。案中的多位被告人坐在一輛停泊在公眾地方的汽車前座及喝醉了。澳洲的合議庭認為基於汽車停泊在一條街上，因此被告人亦在該條街上。由此可見，本案中有關的私家車是否一個公眾地方，並不取決於上訴人是否容許其他人進入及使用這私家車的空間，而其中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是案發的時候私家車所處的位置。當然，法庭亦需要考慮其他的因素，包括如何闡釋《公安條例》所指的公眾地方。 鄧大律師亦提出一些關於一個暴露於大眾視線的私人空間可以被視作為公眾地方的案例，例如Walker v Crawshaw [1923] NZPoliceLawRp 128及R v Holmes 3 Car & Kir 360，但它們所涉及的公眾地方的定義，法例所監管的行為及案件的情況都與本案完全不相同，而後者案件所涉及的更是一輛公眾人士可以使用的公共巴士。 雖然案件中的伸縮棍是放在有關的私家車內一個外人看不見的儲物箱內，以及上訴人不會容許公眾進入或使用有關的私家車的空間，但上訴人駕駛這私家車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可以把伸縮棍拿出來使用。其方便程度遠遠大於把伸縮棍放在一個私人的處所內。這與上訴人把伸縮棍帶在身上沒有實質的分別。 根據公安條例的詳題，條例的其中一個主旨是維持公共秩序。在詮釋條例中的公眾地方的定義的時候，這一個主旨是法庭所需要考慮的。法例當然不能容許一個人可以在他駕駛汽車所到達的地方，隨時及輕而易舉地使用可以擾亂公共秩序的攻擊性武器，包括伸縮棍。在這大前提下，案發時停泊在公眾地方的有關的私家車毫無疑問是《公安條例》所指的公眾地方。 正如本席在上文所指出，本案就着事實的爭議其實並不太大。基於這個原因，裁判官根本上就沒有必要特別地指出伸縮棍是在一個隱蔽的儲物箱內找到，及上訴人不會容許公眾進入及使用有關的私家車的空間等議題。裁判官作為一個專業法官，在考慮McLeod案的時候必然已經考慮案件中所提出的因素。不少案例都指出，一個專業的裁判官或法官並不須要將他達致裁決過程中，所有曾考慮的事項的心路歷程，鉅細無遺地每一點道出。本席認為在本案的情況下，裁判官有足夠的證據基礎去裁定有關的私家車是《公安條例》所指的公眾地方。 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結論 定罪上訴駁回，維持原判。 （邱智立）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 答辯人： 由律政司署理高級檢控官廖偉雄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訴人： 由林洋鋐律師行延聘鄧灝程大律師代表